1948年，我由临夏国立师范毕业。留校工作了半年，1949年古历正月回家，5月间，我的姑表兄台中堂来我大爸家走亲戚，我见了面。台没向我暴露身份，只谈他是被胡宗南部队裹去跑回来的，但我知道他是跟共产党走了的，便主动表露了对现实不满的观点。台说：他虽然在国民党部队，但对共产党的情况还知道一些。听他讲了一些情况，当时我年轻，急于要求进步，暴露出若不行，就打算寻到陇东、陕北去找共产党。我还向台提出，国民党的一些宣传，如吃大锅饭是不是事实，台说那都不是事实，如果是事实的话，它能站住脚，能发展壮大吗？

这次谈话之后，隔了一月余，到6月，台又来走亲戚，这次，他主动到我家来，我仍谈原来的想法，台问我搞啥家？我说：啥都不想搞，想找几个钱，就是沿路要饭也要到陇东找共产党去。台听后说：你如有此决心，我可以帮你找共产党。我听了很高兴，杀了只鸡，把台招待了一番，台在我家仍没有暴露身份。

吃完饭，在我家门前山上谈话，台说，他自己就是共产党，是党组织从延安派来的，在徽县工委已经接上了组织关系，他当时就宣布接收我为共产党员，并要我以特派员身份在康县开展工作，同时又把地下党组织发展的规定交给了我（写在一张纸上，后来被我丢失），规定哪些可以发展为党员，入党后的义务、纪律，特别重要的是保密，记得上面还有誓词。

与台分手后，我第一个发展了祁占荣同志。他是我从小学开始的同学，其次就是我小学到师范的同学强延佐同志，并指定祁占云在将利乡负责，强延佐在三官一带负责。

在那时，我也是一面发展，一面交代发展原则，最重要的是保密、单线。当时一个人就可以发展党员，并没有预备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