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前夕，我在兰州大学法律系学习，1948年秋在校分别由曹大武、李占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党组织根据陇南地区山大林茂，地瘠民贫，易于开展游击活动的条件，派我回家乡——康县筹建地下武装，配合全国解放，开展游击活动。学校放了寒假，我要回家，曹、李说：“你回家作筹建地下武装，着重以地方团队为目标，条件许可时，可打入敌正规部队，策动兵变。方法上采取‘鼠潜龟伏、凝固不动’的措施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暗中启发教育，扩大力量。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时，配合行动”。

回家后，我首先联系了44年带领群众抗过粮、款的，在群众中有影响的郭义臣，通过他联系了伪康县自卫大队长任生银（任青山）、中队长雍多堂、小队长王建高、伪参议长李达观，，他们共掌管地方武装500余人。这是我掌握的第一支力量。

通过任生银已联系了成县、徽县、略阳县自卫队的梁队长、陈队长、乔队长。这是第二支力量。

1949年初，敌119军244师731团、732团的一部分连排长来成、康县接收新兵，我认识了他们中的盛伯涛、刘德元、王相贤、张瑞鲁、刘相杰、孙义礼等低等军官。经过一月多的相处，由不认识到认识，由不熟悉到亲密，从个人婚姻、志向谈到国内形势，无所不谈，畅所欲言。从谈话中我得知119军内部南部军官和西北军官不和，黄埔出身的军官和老粗军官不和。我便利用这些矛盾做分化瓦解，争取教育工作，让他们在731、732团内从结拜弟兄开始，与陇南新兵建立感情，利用陇南新兵不愿出省的乡土观念，待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时举行起义。这是第三支力量。

不久，张瑞鲁等南方军官以老乡关系建立了天水马跑泉骑兵学校的教官20多人。这是第四支力量。

另外，分散在寺台一带农村为了避兵、报仇的、由郭义臣为领导的一百多农民，这些人报仇心切，一触即发。这是第五支力量。